打響就業保衛戰:2.33億崗位面臨挑戰,困局或將持續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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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響就業保衛戰:2.33億崗位面臨挑戰,困局或將持續2年

2020年07月06日 18:05:48
來源:財經雜志

保就業是一場硬仗,也是一場持久戰。中國要保持穩定和發展,此戰必須打贏。如何讓財政、稅收、社保等政策扶助網絡觸達社會毛細血管,并順暢融入經濟復蘇進程,是保就業的關鍵。

文|《財經》記者 姚佳瑩

“第一波疫情時,我還有點資金和存款,再加上政府出臺了減免房租的政策,就扛過來了。但這第二波疫情,我已經沒什么信心了。”北京的餐飲業者朱易談起6月北京市第二波新冠疫情對餐館經營的影響,他坦言:“可能是致命的,愁啊。”

朱易到北京已有30多年,在北京市西城區月壇北小街經營著兩間飯館,一間做快餐,一間做涮肉。隨著疫情逐步得到控制,5月中旬后,他的餐館又逐漸有了人氣兒。然而,好景不長,6月11日,北京新發地市場疫情暴發,疫情管控又再次上緊了弦。“之前大家可能以為正常了,餐館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已經恢復六七成了,基本上能把員工養住。但是也就十來天,第二波疫情又來了,一下子生意又滑到谷底。”朱易說道。

朱易所在的餐飲業,是在新冠疫情中受沖擊最大的行業之一。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今年一季度,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建筑業增加值同比下滑幅度居前三,分別下降35.3%、17.8%、17.5%。

這一現實的背后意味著一大波人丟失“飯碗”。餐飲所在的第三產業,是目前中國主要的勞動力就業領域。根據人社部發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底,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分別占25.1%、27.5%、47.4%。

中國原本近幾年已步入經濟下行通道,再與疫情效應相疊加,使得就業形勢空前嚴峻。

2020年2月到5月,中國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分別為6.2%、5.9%、6%、5.9%,均遠高于2019年末5.2%的水平(2019年各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保持在5.0%-5.3%之間),達到了自2018年使用城鎮調查失業率指標取代登記失業率以來的高值。

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2020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又提出“六保”,即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從“六穩”到“六保”,就業首位的意味不變。

解決就業問題的著眼點在哪里?《財經》記者從各方面了解的情況匯總來看,穩就業、保障失業人員生活成了當下政策減少失業率上升影響的一體兩面,也就是說,相關扶持政策必須一手救助企業,一手為失業人員提供社會保障。

新冠疫情發生至今,財政、稅收、社保等方面不斷加碼扶持中小微企業,保障失業人員生活,如何讓政策扶助的網絡觸達社會的毛細血管,并順暢融入經濟復蘇進程,是保就業的關鍵所在。

保就業是一場硬仗,也是一場持久戰。中國保持穩定和發展,此戰必須打贏。

就業壓力有多大

2019年底,朱易將餐館重新裝修,盼望著店面開張的他怎么也沒料到,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之下,店里的嶄新擺設迎來的是一波冷清。

“兩間餐館各約200平方米,每個月共需支付12萬元房租,加上20名員工的薪水、原材料、水電等,每個月的成本大約在25萬元左右。”朱易合計。

經營羊湯館的石帥與朱易一樣面臨著壓力。“疫情期間沒有生意的時候,羊湯真是沒少喝,一天三頓,我都胖了七斤,就為了不浪費食材,減少損失。”石記羊湯館鼓樓店的廚師長說。

石帥在北京經營著四家連鎖羊湯館,二環至五環各有一間。在第一波疫情期間,他購買羊肉的價格上升了近三分之一,加上房租、員工薪資等成本,無奈之下,他將菜品的價格都上調了1元錢。

根據商務部的監測數據,截至3月底,全國餐飲企業復工率為80%左右,明顯低于其他行業。沒有復工也意味著,企業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還要持續負擔員工薪資、房租等各類成本。

為了降成本,對于餐飲企業來說,最直接的做法便是提高菜品價格、裁員或降薪。然而,石帥坦言:“沒考慮過克扣員工薪水,降低員工薪水最后影響的可能是菜品的質量。我也是辛苦打工走過來的,每個人都不容易,我更不會在這個時候解雇員工。”

每間羊湯館的標配是10名員工,盡管有數名員工因為疫情管控措施等原因決定不再返京工作,但石帥并不考慮再招聘新人,“店面能不虧損就很好了,就是大家多辛苦一些,以往10個人完成的工作,我現在盡量用8個人。”

羊湯館沒有倒下,對于那數十名雇員,則意味著崗位和收入還在。然而,很多人并沒有那么幸運。

根據有關方面的初步統計,在此次疫情中,全國各地倒閉的中小企業以數十萬計,使得上千萬的就業崗位一同消失。據天眼查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大陸有超過46萬家中小企業宣布倒閉,其中逾三分之一營業不足三年。

從產業領域來看,疫情沖擊最大的行業當屬服務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服務業具有‘即時性’特征,沒有消費就沒有服務提供,也就沒有崗位和收入。勞動密集型的制造業則面臨訂單損失和剛性成本支出等多重壓力,勞動力成本是主要的經營成本,廠房、房租和銀行利息是固定支出,現金流脆弱的企業將面臨倒閉,加大失業風險。”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程杰表示。

以紡織業為例,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4月的一次調查顯示,85.7%的企業反映訂單不足,57.1%的企業遭客戶取消訂單,70.2%的企業出口訂單量不到正常情況的50%。而根據2018年《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公報》,紡織工業就業人員達1103萬。

從需求來源看,出口形勢依然嚴峻。盡管目前中國已基本實現復工復產,但商務部6月中旬發布的《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20年春季)》顯示,3月以來進出口降幅有所收窄,但國外疫情仍使未來出口形勢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而商務部部長鐘山2019年10月表示,外貿直接、間接帶動就業人數1.8億左右,占全國就業總人數的20%以上。

企業的生存或死亡,背后關系的是人們的飯碗能否維持。當下,就業形勢無疑嚴峻,但到底有多嚴峻?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0年5月,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9%,相較4月下降0.1個百分點。關于整體失業人數的計算,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曾向《財經》記者表示,準確的計算方式是以城鎮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之和乘以城鎮調查失業率,所得即為整體失業人數。

結合2019年末全國城鎮就業人員約4.4億的數據計算,2月-5月,全國城鎮失業人口規模大約在2500萬至2800萬之間。

但是,由于城鎮調查失業率未能覆蓋大量靈活就業、個體經營戶和絕大部分農民工群體,加上摩擦性失業等因素,實際失業人數可能比統計報表中的數字高得多。若以勞動年齡人口計算,則失業人數多達5000多萬。

“城鎮個體就業人員占全部城鎮就業人員的比重約24%,此外,還有約2.6億的農民工,其中1.7億農民工外出就業,由于流動性強,這部分人群難以納入統計,而他們的就業受此次疫情影響最大。”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震分析。

一方面是群體龐大,但具體數量尚無法準確掌握的失業人口,另一方面,還有更多求職人口將進入勞動力市場。7月到8月的畢業季已至,874萬應屆畢業生的規模創歷史新高,相較去年增加40萬,而他們將面對“最難就業季”。

熬過最難就業季

6月底,伍青從中山大學新聞系畢業,談及疫情期間不順利的求職經歷,她戲言:“我等回復等得都快佛系了。”

由于大多數媒體的校招大多在春季舉行,受疫情影響,伍青的求職路顯得漫長。“從去年我就開始留意合適的崗位,但今年的筆試、面試戰線拖得太長了。我在1月參加了南方報業的首輪筆試和面試,1月底收到二面的通知,二面正常是3月開始,3月后就可以陸續發offer(錄取通知)了。但今年的二面一直拖到了6月,7月上旬才發布錄取結果。”伍青說。眼看著心儀的媒體面試流程一直沒有進展,伍青還投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青報、北京日報、經濟日報等十多家媒體,“反正看到的都投了,增加入選的概率”。

今年的大學應屆畢業生中,伍青的經歷并非個案,但凡在秋招中未拿到offer、考研失利的應屆生,在今年春招都會面臨招聘流程冗長、企業縮招乃至簡歷石沉大海的情況,有的還遭遇企業毀約,撤銷offer。有數據顯示,截至5月底,大學應屆畢業生平均就業率只有23.5%。

應屆生們除了海投簡歷,每天查看郵箱和官網,焦慮地等待回復,別無他法。

企業也是一肚子苦水,由于疫情,大規模的線下招聘會改為線上宣講和面試。李凱就職于一家科技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在今年的春招中,她獨立承擔起了公司研發崗的所有校園線上招聘。

“線下招聘的話,基本上午擺攤,下午筆試和面試就都能完成。線上招聘的整體流程就拖得比較長,一方面是學生面試日程安排的很滿,難以約到合適的時間。另一方面是我們公司的面試官主要是部門負責人,取消線下招聘就意味著他們沒法拿出一塊完整的時間用來招聘,由于他們平時工作很多,因此原本約定的面試時間也常變動。”李凱說。

此外,疫情之下前路不明,企業招聘更為謹慎。李凱坦言:“去年只要能及格的我們就發offer了,但今年我們更強調擇優錄取。”

2020年5月23日,在江西省2020屆畢業生留贛就業南昌大學專場招聘會上,畢業生們保持社交距離求職。圖/中新

柳文本科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在美國留學兩年后歸國,即使本科院校屬于加分項,但今年在求職過程中,他也深感競爭激烈:“只能說企業選了更強的,那就沒我什么事了。”

據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就業研究所聯合智聯招聘發布的《大學生就業力報告》,自3月應屆畢業生進入春季招聘市場,供需矛盾凸顯。該報告提到,在新冠疫情和經濟下行壓力綜合影響下,與去年同期相比,二季度大學生招聘需求人數減少了16.77%,但求職申請人數增加69.82%。

為幫助畢業生就業,各方都開始想辦法。比如,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向校友發出求助信。其中提到,截至5月25日,該學院本科生就業率為35.17%,其中簽約率僅為14.48%,研究生就業率為48.53%。為此,學院呼吁校友為畢業生提供更多就業資源。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國務院總理提出,要讓大學畢業生成為不斷線的風箏,今明兩年都要持續提供就業服務。穩住現有就業崗位,也要創造更多新崗位。促就業舉措要應出盡出,拓崗位辦法要能用盡用。可以注意到,此前教育部罕見地提出,招收40多萬畢業生補充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隊伍。

此外,“特崗教師”計劃今年招募規模將達到10.5萬人,增加5000人;“三支一扶”(支農、支教、支醫和扶貧)擬招募3.2萬人赴基層。

此外,延緩部分畢業生進入就業市場,亦是降低大學生就業壓力的舉措。在決定擴招研究生18.9萬人,專升本擴招32萬人后,5月底,教育部明確,自今年起在普通高校繼續開展第二學士學位教育,當年畢業的應屆本科生以及近三年畢業目前尚未就業的往屆本科生均可報考,學制兩年,畢業時按當年應屆生身份派遣并辦理相關就業手續。

“經濟不是線性發展,兩年后或許國內經濟度過了低谷期,也可能會有新的增長,應屆畢業生暫緩就業、繼續升學亦是這個時期降低失業率的一個途徑。”楊偉國對《財經》記者表示。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則認為,研究生擴招、第二學位教育是為降低大學生失業尋求解決途徑,但規模有限,解決就業的關鍵還是在民營企業。“一類崗位會匹配適宜的學歷水平,盲目抬高學歷其實會帶來成本的增加,也會使更高水平的教育貶值,解決大學生就業的問題,還是要找對路子,根本在于激發民營企業的活力。”儲朝暉說。

保就業要先保企業

實際上,各類企業均在設法自救,各自出招。每多一家企業活下來,不僅對企業所有者意義重大,更是對全社會的就業多了一份貢獻。

堅持不降薪、不裁員,石帥在開發新菜品上動起了心思。除了每日主要的就餐時段服務于常規顧客外,在閑時,他開發出了針對外賣騎手和滴滴司機的工作餐。“開發新的菜品,再加上我比其他店略低3元-5元的價格,顧客的反饋不錯,第一波疫情恢復期,門店外賣訂單就上漲了30%以上。”石帥說。

除了餐飲業,影視文娛產業亦是此次疫情重災區。青檸微影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青檸微影)主要業務為點播影院,與傳統的電影院大廳觀影不同,點播影院主要是打造私人觀影包間,強調社交、聚會屬性。

預見到疫情將帶來長期影響,青檸微影CEO劉志明果斷決定進行暫時性的人員工資調整,做“長期抗戰的準備”。“那么多企業倒閉的原因是現金流斷了,所以我必須先保證手里有足夠的資金。當時我發了一封全員信,告知員工,在業務沒有恢復正常水平的情況下,所有員工包括高管和我本人,每月只拿3000元底薪。”劉志明告訴《財經》記者。

當然,劉志明比其他企業經營者幸運得多。3月,青檸微影與山東省壽光市國營機構金投集團達成戰略合作關系,得到壽光市政府3000多萬元的投資基金。“此后我放松了許多,到了4月,除了高管只拿一半薪水,普通員工薪資如期正常發放,并且補上了此前暫緩發放的部分,而現在已經給全員正常發放工資了。”劉志明表示。

2020年5月19日,廣東東莞市,華為公司新招聘的員工接受培訓。圖/法新

中小微企業忙于自救,部分頭部企業則在立足自身的情況下,忙于扶持上下游產業,“不保上下游,自己也難保”。

今年春節后,“手撕員工減薪聯名信”讓老鄉雞這一餐飲品牌為更多人所知,老鄉雞集團創始人、董事長束從軒在視頻里承諾,即使賣房賣車,也要確保約1.6萬名員工“有飯吃,有班上”。

老鄉雞為安徽連鎖快餐品牌,束從軒向《財經》記者表示:“倘若疫情沒有反復,老鄉雞在此次疫情期間大約損失5個億,與起初的預估一致。”

老鄉雞是打通“養殖—中央廚房—餐廳銷售”這一全產業鏈模式的中式快餐企業,這意味著,老鄉雞除了面對客戶,還需直接對接原材料供應端,即養殖戶。

在疫情初期,除了餐廳銷售不如以往外,老鄉雞對接的養殖戶們也面臨著不少難題,一是疫情導致飼料斷供,二是銷售下降導致供過于求,不少農戶面臨收入壓力。

“我們當時決策和反應蠻快的,一是雞要保證如期收購,并且現金結算;二是對于收入困難的養殖戶,我們還借了他們一些錢,幫助他們渡過難關。其實我們自己壓力也很大,但是抵抗風險的能力比農戶強,我就覺得應該拉他們一把,營造利他的企業氛圍。”束從軒說。

收購來的雞并沒有在銷售端滯留,老鄉雞想出了“百萬雞湯免費送”的活動,意在行業低迷期先贏得消費者贊譽。據束從軒介紹:“目前各地店面的經營恢復情況良好,其中上海、安徽已全部恢復,南京地區的經營情況相較去年增長了20%。我們已經開始盈利了。”

談及今年規劃,束從軒表示,2020年要加速全國市場布局,從既有的800多家分店突破1000家,預計新招5000名員工。

回顧此次老鄉雞應對新冠疫情的舉措,束從軒坦言這對企業發展是重要的一課,他總結了自己的幾條心得。

一是以長期主義的眼光發展事業,“做餐飲一定要堅持顧客為首位的價值導向,要注重軟實力的打造,營造利他共生的企業氛圍。手撕聯名信對于老鄉雞是很重要的事件,因為那個事件將所有老鄉雞員工團結到了一起。”

二是主動應對危機和商業環境的變化,“以后消費者對食品衛生和安全的訴求,一定會比過去強烈,在這一塊一定要做到極致。此外,銷售轉向線上也是趨勢,企業應該要及時變革,例如受到歡迎的社群營銷、直播帶貨等新的方式。總之,我們再難回到從前了。”

2020 年 5 月 11 日,浙江湖州市長興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些企業,通過網絡直播、空中宣講等方式進行 精準招聘,緩解企業復工復產的用工問題。圖 / 中新

一邊是企業自救,另一邊,政策亦不斷加碼對各類企業的扶持力度。在今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中,相關的財政政策頗為亮眼。

2020年赤字率擬按3.6%以上安排,財政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1萬億元,同時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上述2萬億元全部轉給地方,建立特殊轉移支付機制,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接惠企利民,主要用于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等“六保”上,包括支持減稅降費、減租降息、擴大消費和投資等,強化公共財政屬性,決不允許截留挪用。

在5月28日的答記者會上,總理再次強調,相關資金中央一點不留,省里也只是“過路財神”,這些錢要全部落到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落到社保、低保、失業、養老和特困人員身上,建立實名制,有賬可查,決不允許做假賬,也決不允許偷梁換柱。

讓毛細血管燃起生機

“保就業”的關鍵是什么?業內的共識是中小微企業。

根據國家統計局2019年12月18日發布的數據,2018年末,中國共有中小微企業法人單位1807萬家,比2013年末增加966.4萬家,增長115%,占全部企業的99.8%。其中,中型企業23.9萬家,占比1.3%;小型企業239.2萬家,占比13.2 %;微型企業1543.9萬家,比重最大,為85.3%。

從提供的就業崗位看,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的空間最大。2018年末,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人員2.33億人,占全部企業就業人員的79.4%。

然而,中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基數巨大,但資金鏈易斷裂,抵御流動性風險的能力較弱,相應的,在此次疫情中所受沖擊也就最大。

根據2018年第四次經濟普查,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居民服務業中個體就業占比均超60%,分別為76.0%、75.1%、61.6%,三大行業個體就業合計占非農個體就業的約三分之二。也就是說,中小微企業、個體經營者主要分布于第三產業,所處產業特征和本身抵御風險能力弱交匯,使得這些經濟主體在本次疫情中更是風雨飄搖。

政策并非沒有關注到小微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重要性。除了此前的減稅降費、階段性減免社保費、返還失業保險外,近日,部分扶持政策實施期限再次延長。

6月下旬,人社部、財政部、稅務總局下發《關于延長階段性減免企業社會保險費政策實施期限等問題的通知》,要求各省區市中小微企業三項社會保險單位繳費部分免征的政策,延長執行到2020年12月底;此外,受疫情影響生產經營出現嚴重困難的企業,可繼續緩繳社會保險費至2020年12月底,緩繳期間免收滯納金。

此外,今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中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再延長至明年3月底”,“大型商業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增速要高于40%”。要求提高中小微企業貸款可獲得性,讓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降。

在金融博物館成立十周年的系列訪談中,《財經》雜志總編輯王波明與金融博物館理事長王巍、北大教授周其仁和經濟學家薛兆豐對話中便談到中小微企業貸款獲得性的問題。王巍提到,融資進不了中小微企業的一大原因是缺乏中小銀行這類融資渠道的毛細血管。“主干道始終暢通,不需要支架,問題是毛細血管死了,所有的城市信用社和農村信用社都變成農商行和城商行,轉變成大銀行。是否應該通過這次疫情,考慮這些微觀基礎如何改造?”

除了扶持政策,官方層面亦嘗試通過適當放松管制換取經濟發展空間,在全國兩會期間火起來的“地攤經濟”讓城市街道逐漸升起煙火氣。

地攤經濟的一大特點是經營成本低,對于受疫情沖擊較大的短期就業群體為一大利好。而短期就業群體以流動性較強的農民工為主。

人社部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中國農民工總量達2.9億,其中1.7億人外出務工,7500萬人跨省務工。這些工人大多分布在制造業、批發零售業、住宿餐飲業等中小企業。因這類企業受疫情影響較大,農民工受到的打擊更為直接,部分農民工不得已返回家鄉,截至3月6日,仍有5200萬農民工滯留家鄉未返工。以2018年人均月收入3721元計算,未返鄉的5200萬農民工所造成的收入損失總計近2000億元。

成都率先邁出了發展“地攤經濟”的步伐,制定出臺“五允許一堅持”服務措施,開放街道就業,讓城市活了起來。在5月28日的記者會上,國務院總理公開點贊成都做法,“我們西部有個城市,按照當地的規范,設置了3.6萬個流動商販的攤位,結果一夜之間有10萬人就業。”

隨后,浙江、江蘇南京、四川彭州、吉林長春等地陸續出臺指導意見,為地攤經濟松綁。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表示,一個人擺攤,背后可能是一家子人。其他城市應向成都學習,開放街道就業不能僅作為臨時性措施,還應成為新常態。

此外,疫情管控措施亦間接推動了線上產業的發展,包括新興信息技術、數字消費、線上體驗等產業,其衍生的零工經濟顯得活躍。根據美團公布的數據,1月20日至3月18日,美團新注冊騎手33.6萬人,這些新注冊騎手半數以上為本省居民。據了解,新業態大概容納1億人就業,零工經濟大概能容納2億人就業。

社保須兜底防風險

如果說保企穩崗是保就業的一手,那么防范化解失業風險的另一手便是強化社保保障。

目前,涉及失業救濟的資金主要來自社會保險體制,即失業保險金,此外還有失業補助金、價格臨時補貼和一次性生活補助等。4月10日,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布會上,人社部失業保險司司長桂楨介紹,截至3月底,全國已經向230萬名失業人員發放失業保險金93億元,代繳醫療保險費20億元,發放價格臨時補貼6億元,向6.7萬名失業農民合同制工人發放了一次性生活補助4.1億元。

根據人社部公布的最新數據,2019年全年失業保險基金收入1284億元,支出1333億元,年末累計結存4625億元,相較之下,目前失業保險金支出并不多。

“無論是失業保險基金支出,還是救濟金給財政帶來的壓力其實都不算大,原因在于中國整個的就業保護和社會保障系統,瞄準的都是正規就業人員,大量非正規就業的人并未覆蓋,例如個體經營戶、靈活就業人員等。此外,失業保險的參保率并不高,2018年底,城鎮就業人員中僅有約45%參加失業保險,一半都不到。”王震告訴《財經》記者。

6月底由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發布的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指出,在就業遭遇困境的同時,領取失業保險的人數卻大幅下降11.45%,失業保險與失業率脫節。這說明失業保險并沒有起到應有的兜底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失業保險的制度設計不完善:一方面是失業保險的瞄準精度不夠:以2.9億農民工和7800萬新就業形態從業者為代表的高失業風險人員還較少被失業保險所覆蓋。另一方面,領取條件過于嚴苛。

如何捕捉到相關群體,讓類似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時,相應救助能夠快速地觸達這類人群?王震建議,傳統社會保障和就業保護從政府、到企業,再到員工的治理鏈條應該轉變,變為政府、到社區,再到個人的模式。“為何此次疫情管控能具體到個人?社區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社會保障體系治理鏈條可從中獲得啟示”。

程杰則提出探索建立全民基本收入制度,即無差別地向全體公民提供無條件的現金保障。這似乎又是一項關乎政府“錢袋子”是否充裕的提議,然而程杰表示,只要政策方向可行,可不必過多探討財政是否能兜住的問題,只要按照現有的財政和經濟體量,將制度建立起來后,遇到相關風險時,再考慮以多大財政力度提供救助。

也就是說,這個制度設計主要解決的是如何觸達真正失業群體這一難題,例如在統計數據上不算失業,但其實有效勞動時間很短的群體,這類人群可能是潛在需要救助的,以往很難捕捉到。至于財政能救助到哪個水平,是與經濟體量相關的。“經濟低迷時,救助水平就低一些,量力而行。這與基本養老保險的邏輯是一致的,養老金的保障水平也不高,但它的意義在于,當碰到風險沖擊時,這個工具會給你提供一種選擇,當它成為一種可能的時候,再考慮用多大的財力去支持,具體支持哪類人群。”程杰分析。

保就業是一場持久戰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1月-5月份,全國城鎮新增就業460萬人,與上年同期相比少增137萬人。今年的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900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6%以內,城鎮登記失業率5.5%以內。

盡管與2019年和2018年相比,新增就業目標和失業率目標有所調低,但結合GDP的數據表現,形勢并不樂觀。一季度中國GDP同比下降6.8%,1月至4月主要經濟指標仍處在下降區間。在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就業壓力不容小覷。

2020年6月1日,夏季武漢市高校畢業生首場線下招聘活動在江漢大學舉行。圖 / 人民視覺

多名學者向《財經》記者表示,中國今年應當不會出現大規模的失業,但“保就業”壓力將會持續釋放,短期內難以全面緩解。

前述CMF中國宏觀經濟專題報告指出,縱觀2020年全年,就業壓力都會較大,因為測算表明,要滿足現有勞動年齡人口的就業需求,經濟增速仍需維持在4.5%左右,從目前情況看,難度太大。即便在未來1年內疫情得到控制,源于從經濟復蘇到就業復蘇有一個滯后過程,就業困境仍可能會持續2年左右時間,因此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

程杰向《財經》記者表示,保就業、扶持中小企業,這個政策方向是很明確的,但中小微企業、個體經營者的數量很多,也很分散,這給相關的扶持政策落實到其瞄準的方向帶來不少挑戰。

以房租減免政策為例,石帥的連鎖羊湯店從疫情至今只聞其聲,目前他還在打聽房租何時能減免的消息。

優惠政策落實不到位的現象并不少見。

一些地方在優惠政策制定和落實的過程中,有的成一紙空文。新華社3月發布的報道稱,在中部某省,為鼓勵業主為租戶減免租金,省級政府提出“屬地政府可采取適當方式給予補貼”,市級政府表示“縣區政府可采取適當方式給予補貼”,但到了縣里只剩“鼓勵”,沒有具體補貼方式。

有的層層縮水。在援企穩崗方面,國家和省級層面都要求對于不裁員或少裁員的參保企業,返還其上年度實際繳納失業保險費的50%,人社部還放寬了“少裁員”的標準。但在有的地方政策中,享受失業保險費返還政策的范圍被限定為“不裁員的企業”。

“有些小微企業沒有獲得感,說明政策觸達目標群體存在困難,這些年政府在政策落地上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例如減稅降費便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我覺得應該考慮如何讓政策更踏實的落地:即建立一個怎樣的機制,讓我們的政策,尤其在受到外部突發性沖擊的時候,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實現普惠的覆蓋。”程杰表示。

結合疫情影響和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的綜合考量,保就業或是一場持久戰,應做好長期準備。“以擴大消費需求、釋放前期積壓的消費潛力為重點,通過保持經濟增長、穩定就業形勢。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與就業政策協調實施,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調整要充分考慮調查失業率變化,當失業率出現較大幅度上升并觸發警戒線時,要自動啟動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工具。”程杰表示。

對于可能遭受疫情嚴重沖擊的特定行業、區域和群體,強化定向扶持政策,防范局部性大規模失業風險。程杰建議,除了強化對中小微企業的融資信貸支持,適當延長社保緩繳期限外,應為疫情恢復后的前期積壓消費反彈和生產“搶工”補救做好準備,營造必要的寬松環境,在市場監管、環保檢查、勞動監察等方面適當靈活一些。

智聯招聘聯合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2020年一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報告》顯示,盡管一季度中國就業市場景氣指數陡然下降,但健康產業、線上業務蓬勃崛起,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正在重新定義就業的職業與行業、內容與形態,提供更多常規之外的就業。

中國勞動保障科學研究院院長劉燕斌撰文指出,應將支持新就業形態和靈活就業作為穩就業的重要抓手。抓緊清理取消不合理的限制性規定,如取消從事網約車工作的戶籍限制和車型要求過高的規定,在治理環境、城市功能升級時,優先安排靈活就業人員的就業崗位。

同時,加快完善鼓勵新就業形態發展的政策支持和服務體系。明確新就業形態概念,確定有關職業介紹、職業指導、培訓補貼、社保補貼政策的支持范圍。探索適合新就業形態人員的社保服務方式和勞動關系調節機制。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朱易、任青、柳文、李凱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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